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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生與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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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在文化大革命時代,人民生活的苦悶

文革時上海一樁生死劫 拒不屈從的遭遇
【大紀元12月9日訊】(大紀元記者岳芸綜合報導)她曾經留學英國政治經濟學院,又為英國殼牌(Shell)石油公司在上海辦事處工作過。文革初起,她被誣指為「帝國主義間諜」,因為堅決不承認而待了六年半的牢房。出獄後,她一身是病,女兒沒來接她,始知相依為命的獨生女不肯指控母親,已在五年多前被活活打死,彼時24歲。
她把這段經歷撰寫成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(《上海生與死》或譯成《上海生死劫》)一書,轟動全美。1987年6月在美國出版,不到三個月就銷售精裝本20多萬冊。《時代》週刊推出以該書為封面故事的書摘特輯,標題是「當中共發狂的時候」(When China Went Mad)。據作者了解,那一期的《時代》雜誌多銷了一百多萬本。
西方媒體爭相報導
針對該書當年洛陽紙貴的盛況,文革期間當過紅衛兵,爾後獲有美國密蘇里大學哲學博士的文船山(1945~1991),曾經撰寫〈震撼西方的中國作家──記鄭念(姚念瑗)〉一文,提及鄭念告訴他,平均每週接到三十封信與幾十通電話。


《上海生與死》一書以鄭念照片為封面,《時代》週刊推出以該書為封面故事的書摘特輯,讀者來信堆滿鄭念的書桌。本照片收錄在台北新陸書局出版的中譯本,大紀元記者岳芸翻攝。
當時的記者與攝影記者競相效尤,忙著寫鄭念的報導、書評,拍她的特寫,整頁整版佔據了西方各國大報與雜誌的篇幅,電視、電台也紛紛推出鄭念的專訪,如美國收視率高的老牌節目《六十分鐘》播出「鄭念專輯」。大學邀約演講不斷,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連續兩期翻譯該書書摘。
提起平反仍然激動不已
1988年鄭念在中美文化協會演講,她說文革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是全面性的,使得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中共不再有信心。並且對中共不信任不只是一般老百姓,也包括黨內的幹部在內。
「其實在老毛時代,中共內部就有鬥爭,但老百姓很少知道,保密功夫很高。而現在中共黨內有什麼動靜馬上就有消息傳出來,這自然是其幹部透露的。」
演講中她提到十餘年前的平反,仍很激動的說:「關了人家六年半,把人家的孩子也打死了,說句平反就算了事了嗎?共產黨就是這樣沒人性,不講道理。」
鄭念在賓州滑石大學(Slippery Rock University)設立了紀念她愛女的獎學金,支助中國留學生就讀。她並立好遺囑,把財產的一半捐給「鄭梅平獎學金」。


本照片收錄在台北新陸書局出版的《上海生與死》修訂全譯本,鄭念攝於1987年,72歲。大紀元記者岳芸翻攝。
許多人與她同樣命運
鄭念在《光華》月刊受訪時表示,她在牢裡看過太多女子受到更多酷刑的折磨而不屈至死,「我這點小傷算得了什麼?我只是氣他們不講理,非跟他們吵清楚。」1973年獲釋時,她拒絕出獄,為的是堅持討回公道。
《時代》雜誌有讀者寫信說:「理解像鄭念這樣富有的女人,在中國這樣貧窮的共產國家作為打擊對象是容易的。但是『文革』最恐怖的事實是,那些非常愛國的知識份子、農民、軍人、黨員所受的迫害。」
《華盛頓時報》的書評由羅得士學院的約翰‧古柏(John Copper)執筆,他在長篇書評的結尾寫道:「為什麼說鄭念的書很重要呢?因為許許多多的人與她同樣命運。毛澤東不僅侵犯了人權──它監禁、迫害、殺害的人,比人類有史任何一個獨裁者為多。人類應該永遠記住這個,鄭念的書對此大有幫助。」
「理想主義者」做了些什麼
許多讀者給鄭念寫信,都說受該書很大啟發。有的說:「從此知道生活在一個有自由民主的國度是多麼的彌足珍貴。」有的說:「對中國大陸的烏托邦幻想從此破滅了。」文船山說:「正可見以『理想主義者』自居的知識份子的幼稚無知。」文船山除了在文章裡大量羅列各大媒體對鄭念的報導,也藉此批判了當時的「理想主義者」。
「1985年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人伊利‧魏瑟(Elie Wiesal)是納粹屠殺的生還者,在幾篇文章中多次嚴詞責問:當數百萬猶太人受苦受難被屠殺的時候,西方盟邦的知識份子做了些什麼?身在自由中的猶太人,你們做了些什麼?他的責問引起西方知識界和美國猶太人的良心不安。」
「如果『文革』災劫生還者挺身出來問同樣的問題:『當數億中國人受苦受難被逼自相殘殺的時候,當數千萬中國人被監禁毒打被槍殺的時候,西方的知識界做了些什麼?海外的中國人做了些什麼?』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良心不安,我不知道他們如何作答。」
不拿下毛澤東像不回國
本書至今仍風行不已,大紀元記者打電話到美國華府給鄭念,但她今年已屆91高齡,重聽,電話採訪不易。據自由亞洲電台在2001年到她寓所的採訪,鄭念提到絕不回中國,除非天安門上毛澤東的像拿下來,這就意味著毛澤東要受到批判,她才要回國。
「文化大革命這件事,是一定要批判毛澤東的。毛不只文化大革命,還有反右,它冤枉了多少人?三年自然災害,死了多少人?毛澤東的政策壓根就是不對的,它還有很多錯誤,對知識份子的迫害、不信任,還有講階級成分。」鄭念道。
文革學者宋永毅接受VOA訪談時說:「文革的遺產不停地在被人用。你比方說,批判法輪功的運動,你說這個和『批林批孔』有什麼不一樣?完全一樣嘛。那你說這個『89鎮壓』和『4/5』有甚麼不一樣?只不過毛澤東聰明一點,它動用的是民兵、水龍頭、木棒;鄧小平耀武揚威一點,非得動用野戰軍。」

沈睿:三個中國女人的英語小說
http://www6.chinesenewsnet.com/MainNews/Opinion/2006_6_23_14_53_46_86_1.html
個人的抵抗:鄭念的《上海生與死》(chinesenewsnet.com)

  鄭念對文革的個人敘述《上海生與死》出版於1987年。出版後即成為英語世界暢銷書。好評如潮,連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•庫切都忍不住在《紐約時報》上寫書評,推薦這本書。使作家約翰•庫切感到驚異的是本書主人公的勇氣,他評價為,“在人的水平上,她的回憶錄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,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記錄。這種壓力可能使大多數人崩潰,而她的抵抗加續到一個重要無比的時刻,在那刻,她手帶拷鐐,牙齦潰爛,體內不停地大出血,被疑是子宮癌,在這個時刻,她被通知說,由於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,她被釋放了,可以回去重過以往的日子了。她拒絕了自由:她寧願待在獄裡,她說,直到這個政權向她道歉,並在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公開。她拒絕屈服,直到她被強扭著扔到街頭上去。”庫切稱贊這是一本“信息多,充滿了勇氣的,吸引人的書。”(chinesenewsnet.com)

  鄭念的身世在中國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尋常。她是一個中產階級職業女性。年青時代,她留學英國,並在那裡遇到後來的丈夫。他們一起在一個激進的左翼的社會主義學院裡學經濟學。學成回國後,丈夫工作,她相夫教子,過著中產階級平靜的日子。她的丈夫曾為民國政府的外交部工作,1949年,選擇留在中國大陸,期待能為建設新的中國出力。可惜,他並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,幸運的是他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之後,受聘於英國殼牌石油公司駐中國辦公室。殼牌公司是當時唯一留在紅色中國的外國石油公司。紅色中國需要外國的石油,需要鄭念丈夫這樣既受英國人信任,也沒有那麼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。在這種幸運之中,鄭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為新中國危石之下僅存的幾個完卵之一,繼續維持過去的中產階級生活。更幸運的是,1957年他因病去逝,免去了後來政治運動的災難。可是,他的妻女將為他選擇留在中國付出代價。(chinesenewsnet.com)

  鄭念在丈夫去逝後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,協助殼牌石油公司工作。原因是殼牌公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法從中國人中任命主管,派來的英國人主管不會中文,因此,鄭念便被派作協助工作。作為一個三十年代末留學的受過教育的女性,鄭念顯然十分勝任工作。她的工資是由殼派公司發的。在那個時代,她也許是當時中國最富有的職業婦女之一。她可以經常出國,來往於香港,英國和中國之間,她有很多機會把女兒送出去,但是,女兒是新中國中成長的,熱愛這個新社會,不想出國。女兒漂亮,被選作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演員。她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,在自己的房子裡,保留著中國富裕階級的生活方式。(